伴隨著三次進入東觀修史，劉知幾的心理不適與厭惡感也一次比一次更為強烈。

原因很簡單，上面監修的主管太多，他們指指點點，眾口嘵嘵，干擾太大，自己不能按照史家應有持公執正之義秉筆直書，這嚴重觸犯了做為一個歷史撰寫者的心靈底線，違背了自己所尊奉的為史原則。那麼，只能扔掉手中的筆，拂袖而去。

他在《史通·自敘》中書寫了心中的憤懣：“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

出於情面，他沒有在上述文字中具體列出“監修貴臣”的名單，《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中卻完備地記有：“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職，奏記於蕭至忠。”

《新唐書·劉知幾傳》更為詳盡地道出了他辭職的原因。“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他修書一封，向蕭至忠提出絕不可留的五條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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