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漢唐乃至明清時期，仍在普遍流行的天象徵世說，早在荀子這裡就被指明，一切自然災害均為自然現象，“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野；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所以，“天行有常，不畏堯存，不畏桀亡。”，所以他反對筮卜、龜相等等形而下的卜佔吉凶之術，“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意思是作為社會秩序及倫理需要，這是一種“文”的禮儀可以存在，而如果將之迷信化為“神”，則大害。

在承認自然的客觀存在之後，他進而認為人可以在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之後，透過君子的理天地，可以達到制天命、裁萬物，做自然的主人。“大天而思，孰與物蓄制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這就表達了人可以改造自然，作自然主人的自覺。

從孔子開始儒學都是相信天命，強調透過自修人事“約以禮”以應天意，荀子則完全從其中擺脫出來，走到了新的峰巔之上——事在人為。他的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與社會觀，人與自然的對應關係，是先秦思想史上劃時代的發現。其天人關係論，應該是先秦哲學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

荀子又是先秦時期最有成就的邏輯學大師。

他確立的思維座標，克服了先前概念上籠統、含混的模糊。他揭示了思維活動中遞進的四種形態，“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實、命、期、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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