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非君”思潮已經相當廣泛，在朝堂，御史竭力上書，對皇帝展開群狼式攻擊，皇帝被罵的狗血噴頭，也只能是罷官降職打打板子，卻沒有因此而殺人，大臣們更是以挨板子為驕傲。而在民間，那就是街頭巷尾，無不在批評皇帝的種種不是，其聲勢遠比朝堂上要猛烈的多，當時的文人筆記皆有記載。且不管皇帝是否真的那麼不堪，但就看天下非君非得這麼肆無忌憚，而皇帝也沒有脾氣，至少教科書中描寫的“萬惡的黑暗的舊社會”這樣的話在晚明當時就是絕對的假話。

超越這些，一些先進計程車大夫更是提出了民主的構想。眾所周知的大儒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其在《明夷待訪錄》中“原君”一章激烈地對千年來的皇帝制度進行抨擊，“君主為天下之大害”等等諸如此語。並在其他章節中提出“先有法治而後有人治”，主張設立“天下之法”而廢除“一家之法”，主張設“學校”以督政，可以看作是代議制的思想萌芽。

王夫之也說“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虛君之論，認為“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以法相成，以義相制”，豈不是君主立憲的萌芽思想？顧炎武也主張“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天下興亡，匹夫之賤，禺有責焉”，豈不與魯索的“社會契約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並非是偶然現象，而是市民意識的覺醒與心學促進人性解放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市民意識是萌芽，心學是萌芽發展成的嫩苗，那麼，這種萌芽民主意識，便是這嫩芽長出來的小樹了。可以看到，晚明的許多思想家在政治上已經近乎達到了民權的高度，政治上，他們反對君主專制獨裁，主張分權，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經濟上，他們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工商皆民生之本”，思想文化上，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引進西方科學，批判繼承儒學，主張人性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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