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黃老之學，就是一個公民自治。時勢已到，公民素質和需求多元化，可以自治，

法家和黃老之學都是時勢的產物，是為了適應時勢而創造制度，而不是苦守制度而不理時勢，後者是儒家的做派。

第二，從文化的角度看，五家共治是對復興傳統文化的一個答案。復興傳統文化，不能只是復興某一家，而是把傳統中有的、但是長期被忽視的文化復興起來。儒家只需要重新認識，而黃老之學、墨家、楊朱思想才是復興的核心內容。

重視組織、重視領導的儒家與法家，與重視個人和大眾的墨家和楊朱，一起復興起來，才是一個全面的中華文化。否則還是會在壓制個人自由權利的歷史老套路里面前行，這顯然不是時代的潮流，也不是正確的價值觀取向。

第三，黃老之學所謂的公民自治，也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理念，其實從社會成本來說也符合經濟學分析。

大企業不好管，你看看攜程現在的運營成本有多高，已經不是當年創業時期的成本結構了。

大政府也是如此。與其沒完沒了地擴大政府管理範圍，卻不能實現應有的管理目的，反而積累下大量的社會矛盾，何如適當放權。社會對大的秩序立法調節，公民在自治的範圍“自娛自樂、願賭服輸、別找政府”，這可以節省大量的社會成本，同時把社會矛盾化解於無形，豈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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