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的內容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徵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實行這種辦法，使沒有土地的農民可以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農民能夠用較多的時間耕種土地，對於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同時，把徭役改為徵收銀兩，農民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不納丁銀，這對工商業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一條鞭法”的好處是：執行簡便，官員難以作弊，老百姓得到更多自由。

這裡我再一次強調我的大歷史的三大規律中的第三規律“自由最大化”規律。符合這條規律的，都會有生命力。違背這條規律的政策，都是歷史中的逆流，很快就會被廢棄。

王安石把變法當作學術研究。他精於研究新法條例，但是搞得太複雜。一旦複雜了，執行起來就不得不做很多變通，一旦做了變通，就偏離了新法的本意。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就是這麼失敗的。

同時，新法的內容主要是王安石個人研究成果，其他人——例如司馬光蘇軾等人——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建議，王安石一般不能認真聽取。他自以為最高明，師心自用，自我孤立起來，把很多人都推向了反面，使新法失去了很多可能的支持者，反而增加了很多反對者。等到王安石中途離任的時候，他原來的助手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這些人和王安石都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也是師心自用，無謂地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給新法實施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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