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琬退下後，又親自寫了一篇反對遷都的奏章。二月五日，董卓藉口出現天文災異，罷免了黃琬、楊彪的官職，任命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強烈勸諫遷都，董卓大怒，說道：“我董卓剛入朝時，正是你們二位勸我提拔正人君子，因此，我董卓就聽信了你們。可是，提拔的這些人一到地方上任職，立馬起兵造反，是你們二人出賣了我董卓，我董卓就是對不起你們又有什麼關係！”二月十日，董卓下令逮捕伍瓊、周毖，處死。楊彪、黃琬嚇得魂不附體，趕忙前去董卓那裡謝罪，董卓也後悔殺了伍瓊、周毖二人，遂上書獻帝又任命楊彪、黃琬二人為光祿大夫。

河南尹朱儁給董卓出謀劃策，董卓卻輕蔑地說：“我百戰百勝，心中自有謀略，你不要胡說八道，免得你的血汙了我的寶刀！”蓋勳說：“過去，武丁是那麼賢明，尚且屢屢徵求他人的意見建議，何況像你這樣的人，卻想堵上別人的嘴巴嗎？”董卓說：“我是開玩笑呢。”蓋勳反唇相譏：“我沒聽說過發怒的話還是開玩笑的！”董卓這才向朱儁表示歉意。

《後漢書·董卓傳》稱：“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董卓女婿）擊之，不能卻。又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這段記載清楚地說明了董卓遷都的原因：在無法消滅白波賊和南匈奴左賢王於扶羅的十餘萬大軍的情況下，關東義軍又紛紛而起，自己又剛剛來到洛陽不足半年，在洛陽的統治基礎並不牢固，一旦義軍逼近洛陽，城內軍民是否會倒戈相向都是未定之數，將朝廷大臣們西遷長安，一則是暫避義軍鋒芒，二則是挾持朝廷群臣，掐斷他們與關東義軍的聯絡。但是，董卓此舉其實是一步臭棋，正如楊彪等人說的那樣，遷都一事非同小可，不遷都，你董卓高居朝廷之上，還有一定的號召力，一旦遷都，這種僅存的正義性就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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