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能文能武的一個人，卻敗在不見陽光的一個詭計、半句讒言上，彷彿鯤鵬折翼於泥沼。商鞅的憂慮油然而升，於是就上述結論進一步向秦孝公作出闡釋：

世上掌握政權的人，多拋棄法度，而聽信私人的議論，這就是國家紛亂的原因。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到現在還模仿著做，正是因為它們的分量明確。假如有人拋開秤來斷定輕重；放棄尺來推測長短，他雖然高明，商人也不聽他，因為那是不準確的。法度就是國家的秤和尺，背棄法度，而聽信私人的議論，都是不懂得事類。不用法度，來論定人的智慧、才能、賢和不賢，只有帝堯才不會錯，但是世人不完全是帝堯。因此古代帝王知道主觀的議論、私人的讚揚是不可信任的，所以建立法度，明確分量，合乎程式的就賞賜，損害公家利益的就懲罰。賞賜和懲罰的辦法不失去準則，因此人民不爭。如果朝廷給予官爵，不根據人們的勞績，忠臣就不肯前進了；施行祿賞，不和人們的戰功相配，戰士就不肯出力了[2]。

這真是個膽大妄為的理想，因為它竟連君王的權力也在限制之列。而令人大吃一驚的是，秦孝公竟然愉快地接納了這個建議。秦孝公的這個脾氣讓人不可思議，也琢磨不透。不過得承認，以國君為代表的塔尖集團，本來權力巨大，足以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國君可以一腳把綱紀踢到角落裡，然後按自己的意思滄海桑田，術語叫做“罪刑擅斷”，但接下來他得有思想準備接受這個現實：塔尖都視綱紀為垃圾了，作為眾塔身，沒有理由不繼續垃圾之。於是混亂那是一定的，比如庶長就敢藐視國君，就敢憑著幾桿槍，隨意廢立國君。或者高空拋物，把汽車開成坦克，不經招呼就徑直從窗戶進入人家的臥室，袖手旁觀近在咫尺的援助，將手機伸進漂亮的裙底，以及威信掃地，秩序崩塌，無法無天。商鞅告訴秦孝公，您帶個頭，先把綱紀立起來，而後誰碰誰死。秦孝公沒有理由不表示支援，因為這是在替他徹底解決性命攸關的君位繼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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