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良道：“南江的工業底子比不上沙州，搞工業沒有前期的積累，談何容易。這幾年南江大力發展礦產，經濟指標提了起來，現在後遺症很大，而且要想把指標再往上走很難了。除非是有新的增長點。”

郝建暫時沒有向褚良談及自己的構想，只是道：“事在人為，辦法總比困難多，我相信我們這一屆丨黨丨委政府能把前進的勢力保持下去。”

常務副省長褚良很認真地道：“郝省長不要太樂觀，國家的宏觀調控從去年12月就開始了，南江這種資源型城市，受到的衝擊猶其大。今年的各項指標能夠勉強保持與去年一個水平線就算很不錯了。”

郝建知道褚良所言全是實話。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國內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由於受計劃經濟影響太深，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對市場經濟都不能很好把握，長期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狀況。近二十年來，出現了多次宏觀調控。

數次宏觀調控的原因極為類似：首先就是經濟高速發展，各省各地都想上專案，加大投入，造成大量重複建設，導致經濟過熱；其次就是經濟過熱造成礦產、能源等各種資源緊缺，凡是緊缺就會有爭搶，這對南江這種資源型城市是有利的；第三就是中央政府透過各種手段進行調控並作再分配，壓制經濟過熱現象。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是對近二十年經濟調控作的精闢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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