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著《周禮·保氏》的六藝,徐孚遠繼續說道。
“此六藝實為先秦諸夏立國之本,而後人慚愧入唐宋後,科舉日益興盛,布衣迫於家貧棄射、御。而只習禮、樂、書、數。如此才致使我漢人羸弱,不復漢時武功,今日諸夏重拾六藝,實為我漢人之幸。”
儘管徐孚遠並不贊同陛下對“士人羸弱”的貶低,可對於曾遭遇過甲申天變的他而言,對當年士人雖有心卻無力挽狂瀾的教訓,可謂是記憶猶新,也正因如此,在禮部期間,他才會傾力支援於陛下於社學中推行刀術等武藝教學。
只因為有了慘痛的教訓,人們才會思考改變,甲申天變,華夏陸沉的教訓,讓大明計程車人學會了改變,而對於諸國來說,虎狼環伺的現實,也迫使他們只能選擇用全民皆兵的方式,以圖在這片土地上站穩腳。
時局,環境的不同,讓大明與諸夏,做出了看起來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選擇。相比於大明,這些封國的環境更為殘酷。
他能夠理解這些地方的人們為了在這裡生存下去,把自己變得越發的殘酷。當然讓他欣慰的是他們並沒有拋棄身為華夏的“禮”。
如果失去了“禮”,那麼華夏就不再是華夏了。而也和禽獸沒有了什麼區別?人之所以為人,禽獸之所以為禽獸,它們的區別就在於這裡。
之前那些少年在生死搏殺之後所展示出來的彬彬有禮,讓他看到了諸夏的未來,他們未來仍然是華夏。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身處於野蠻之地就把華夏的精髓給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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