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兩百年間社學的推廣，在明代大抵上市井百姓皆能識字，不少人能粗通文墨，這同樣也是明代小說話本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識字。而反觀到了“我韃清”，明代爭奇鬥豔的小說非但在文字獄下成為了過去，就連識字率也在不斷的倒退。

這種倒退甚至可以在忠義軍中有充分的體現，在忠義軍中年齡在30歲左右的，大抵上都識字，甚至不少人粗通文墨，反觀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大抵上也就是隻能認得自己的名字或者能認識三字經上的一些字。滿清奴役下不十五年的文明倒退嚴重程度，遠超過朱明忠的想象。

不過現在，江北、江南等地的社學正在緩慢的復甦，畢竟地方為官者，作為讀書人他們皆願意推動社學的建設。也正因如此，朱明忠才會將重點轉移到中學，畢竟，在這個時代，中國所欠缺的正是中學教育，而不是接近於小學的社學，畢竟，小學的目標，基本上就是讓百姓識字。

“而相比每科所取舉人不過區區數千人，所取秀才者亦不過數萬人，這些人或許精通八股文章、策論，但是卻不能滿足當下的需要，老師，如忠義軍中，陸師中，官佐需精通算術方才能測定距離，操縱火炮，於海師之中，亦需要觀測星相，而於民間工廠之中，亦需要大量人才，這些人才從何處來？”

看著朱之瑜，朱明忠繼續說道。

“所以，學生才意欲創辦中學，教育人才以補充民間所需，至於聖人文章……既然社學裡已經學個差不多了，那自然也就不必再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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