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古代中國封建經濟高度繁榮的情況下，限制工商業發展的最大束縛因素，就是土地穩定而高回報的收益率，使得官紳、富戶總是將他們透過各種渠道賺取的理論全部投入到購置田產當中。結果就使得土地兼併越發嚴重，地價、糧價不斷上升，而整體的社會經濟生產卻得不到資本的投資，也無法實現向上的躍升。

若簡單粗暴的來理解，便可以視營莊制是用闖軍派出的職業經理人取代了地主進行管理和經營，地主們則在喪失了自己制訂地租比例和進行超經濟剝削的權益後，保留了以田地為股份而獲得的分紅收入。

闖軍派出去的新管理者就是職業經理人，地主們就變成了只能吃分紅而不能干涉經營的純粹股東，他們拿到分紅以後自然也不會繼續投入到無利可圖的土地買賣中，而更可能轉而去經營其他工商產業。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保護小農權益、擴大政府行政能量、保留地主活路並給予其投資工業來翻身可能性的閉環鏈條。

孫可望的確是明末時期，哪怕是放到全球視野中都相當高明的一位經營家和管理者。支撐起大西軍和後期南明政權的營莊體制，受到了過多忽視。

不可謂不高明。

“高明！”

白旺此前如此讚美過，如今方以仁也給出了相同的讚美。

李來亨心中難免升起幾分自負情緒來，不過現在的他總算還能控制一下自己，能理解到眾人對他欽佩和敬服，其實是在佩服後世歷史大浪淘沙出來的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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