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都會被他在戰時內閣會議上提出。

——當然，直到母親過世以後，我才得知，當時許多英國關鍵的決策中，都有母親所出的一份力。可我那時只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女孩，許多與那場戰爭有關的記憶都遺留在了少時，成年後再回憶起來，俱只剩下了模糊的碎片。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對母親所完成的事業完全一無所知。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知道母親一直在為婦女的權益努力，許多後世著名的女性權益促進者——布拉奇太太，羅克斯堡公爵夫人（對我來說，她是梅姨），米莉森特·福西特太太，伊麗莎白·安德森太太，等等——都是客廳的常客。我從小就聽著她們在會客廳裡激烈地爭吵辯論長大，我的哥哥們也是。

這段童年經歷對我們三個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長大後，阿爾伯特選擇了安穩地留在布倫海姆宮內，當一個稱職的馬爾堡公爵。他後來迎娶了梅姨的女兒，他們兩個一直致力於改善居住在伍德斯托克的婦女與未成年人的權益，同時經營著母親年輕時聯合建立的慈善協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保持了母親留下來的傳統，將布倫海姆宮改造成了戰時醫院，除了接受負傷士兵以外，他還收留了上百名從倫敦撤出避難的兒童與婦女。當我去探望他的時候，我發現哥哥絲毫沒有任何公爵的架子，他會推著坐著輪椅計程車兵在布倫海姆宮內散步，向他們一一講述宮殿內的歷史，也會幫著護士一同為患者清洗傷口。任何他能幫得上忙的事情，他都會毫無怨言地去做。

我沒有因為他的表現而感到驚奇，阿爾伯特向來就是一個溫柔，沉穩，敏感，心思細膩的男人。母親總說，他繼承了範德比爾特家那一邊的性格，我從前一直不贊同這句話，因為阿爾伯特與祖父祖母的性格全然不似。直到母親逝後，我才明白這句話背後的深意。

而我的另一個哥哥，喬治，性格則十足是父親的翻版——至少人人都這麼告訴我，連母親也是。他果決，聰慧，忠誠，心思慎密，手段圓滑，擁有著政治家所需的一切特徵。不出預料地，從劍橋畢業後，他便走上了父親的老路，跟著溫斯頓叔叔從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溫斯頓叔叔堅實的左膀右臂，幫助他帶領著英國走過了最為困難的時期，而他也是英國政府最後一位貴族出身的首相。

在他的任期期間，喬治推動了“人權法案”的透過，這項法案禁止任何基於性別，種族，宗教及民族血統的就業歧視，同時鼓勵每個城市成立自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致力於改善婦女在許多區域所遭受的改善。他的支援讓這些委員會在選區內擁有了強大的影響力，使得後來許多參加選舉的議員必須將委員會的訴求加入自己的競選理念中，為後世婦女權益的進一步改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則選擇了成為一名律師。

我繼承了母親的口才，是她的三個孩子中唯一一個能與她辯論卻不落下風的人。小時候，就連最會狡辯的喬治也常常被我說得啞口無言，只得放棄與我爭奪書房的使用權。就跟父親一樣，我很小的時候就確信了我將來要走的道路——與母親一樣，站在法庭上為弱勢的群體而發聲，為爭取正義而奮戰。

我只見過一次我的母親在庭上辯護的模樣，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母親為許多被無故解僱的女工人在法庭上爭取她們應得的報酬和待遇。母親的精力大部分時候都集中在政治事務上，那是她最後一次親自出馬。我永遠都記得她英姿颯爽的模樣，多年以後，回想起贏得起訴的剎那景象，我仍然會忍不住熱淚盈眶。

這個案件，只是母親推動女性權益發展道路上小小的一步，她取得的成就難以計數，最令人稱道除了促進南非聯盟的獨立，還另有兩項。

其中一項，是在1902年，她從下議院議員職位卸任之前，成功在倫敦城推行了“平等法案”，使所有倫敦同業公會取消了對於性別的限制，這讓女性可以進入許多此前僅限於對男性開放的行業——比如進入商業行會並且從事相關的生意，還有一些社會普遍認為女性不適宜擔任的職業，木工，鐵匠，藥劑師，律師，等等。

在這項法案推行5年後，海倫·米勒，第一個我母親為之辯護的女孩，在她的資助下讀完了牛津法學院的課程，並最終通過了律師公會的考核，成為了繼我母親之後，英國曆史上第一位能夠上庭辯護的大律師。

而她，也是我參加律師公會考核時的擔保人。往後的許多年，她一直給予著我在職業上的幫助，我們維持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直到1964年她因病去世為止。

另一項，則是在1915年，一戰結束後，聯合輿論與民眾的壓力，利用過去我父親在政府內留下的人脈，再加上溫斯頓叔叔的據理力爭，終於促使政府通過了“1915年法案”。這項法案給予所有的成年男性及女性平等的投票權，同時，還允許25歲以上並擁有一定財產的女性擁有選舉權。

第二年，英國曆史上第一位以女性身份參加補選並競選成功的女性議員誕生了。

她的名字，是夏綠蒂·莫萊爾，時年25歲，是繼母親後當選的最年輕的下議院議員。

在競選成功以前，她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夏洛特·莫里斯。

1908年，透過內部舉薦，她成為了當時在外交部擔任副國務卿的溫斯頓叔叔的秘書——溫斯頓叔叔完全沒有認出眼前這個打扮成25歲男人模樣的人就是他當年從南非救出的小女孩，更沒有想到她當時才18歲——並且跟隨他一同前去法國，處理了第二次摩納哥危機。

夏綠蒂能流利地說六種語言，並先後在劍橋學院得到了歷史，法律及哲學的碩士學位，擔任溫斯頓叔叔的秘書期間，她給許多內閣成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並得到了極高的工作評價。

很多年以後，我才從她口中得知，她優秀的學習履歷都得益於當年我的母親給予莫萊爾先生的支票，莫萊爾先生用那些金錢為她聘請來了最好的家庭教師，買下了一個貴族頭銜，並最終讓她得以以“夏洛特·莫里斯”這一男性身份，在14歲時進入了劍橋學院學習。

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辭去了秘書的工作，加入了英國的軍隊。在溫斯頓叔叔的幫助下，她被破格任命為少尉，並直接被分配在了在基欽納將軍的手下——她因此得以參加了香巴尼，阿杜瓦，還有索姆河三場戰役，均表現出色，戰功顯赫，以一手精準無比的槍法聞名全法。甚至就連德國人也在報紙上報道了她令人聞風喪膽的槍法——也就是在這時，夏洛特·莫里斯這個名字開始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