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對海外各國和隨船官兵的賞賜。在遠洋航中途中，鄭和遵照朝廷旨意，會對承認朝貢關係的屬國進封賞。如《奔堂別集》就記載了永樂三年朝廷對占城國王的賞賜：

“賞賜占城國王黃金百兩，金五百兩。六年，賞賜黃金百兩，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匹，彩絹百匹。”

此外，由於海上航任務艱鉅，時間總是長達數年，隨船官兵人員損耗較大。為了激勵將，在每次航歸國後，皇帝還要對船隊官兵進大規模的賞賜。如永樂九年就次性賜“鈔萬錠並彩幣等”。

根據《論鄭和下西洋》書中的考證，僅是低階船員，每人的賞賜就有10錠，以艦隊每次出數萬人的規模來計，光是銀兩賞賜就至少達到甚至可能超過30萬錠(一錠並非只有一兩)。

從上述兩面可以看出，在永樂時期，大明五徵蒙古，四徵交趾，疏通運河並大修北京城。這對於個剛剛經歷過“靖難”內戰的國家，其耗費是難以想象的。

推下西洋花費更是筆底洞，如果朱棣只是個單純好大喜功的皇帝，那麼他的確可能做出下西洋這樣的炫富之舉。

但是，要考慮到下次西洋耗費的人力物力巨大，這樣花錢買面的事情頂多也只會兩次，不是在永樂朝連續下西洋六次之多——這已經不是好大喜功能解釋的了，只能說除非朱棣是個神經病。

然而神奇的事情來了，據史料記載，雖然面臨鉅額開銷，再考慮到鄭和下西洋時“靖難之役”帶來的國內戰爭創傷尚未完全消除，可是終永樂一朝，大明朝廷的財政狀況居然都沒有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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