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四年時，孝武皇帝力排眾議，決定重新對匈奴用兵時，給出了這樣的理由：“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雪恥、復仇，滅匈奴以全武功，這些冠冕堂皇的藉口下，是先帝不能為眾人道哉的目的。

“關西是大漢的根基，而關西需要這場戰爭！”

函谷關以西本為故秦地，民俗尚武而少文。而與之對應的關東之地，文化較之關西發達。故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謠諺。

在孝武皇帝前，關東關西的對峙是很嚴重的，高皇帝留下的功勳貴族集中於關西，最後一位開國功臣申屠嘉執政到了孝景年間。而關東則為諸侯王所據，關東士人聚集在吳王、梁王、淮南王身邊，隱隱與中央對抗。

可到了孝武時，諸侯國已削弱，開國的軍功列侯也徹底衰敗。大量關東士人為了前途，紛紛湧入長安，躋身朝堂。當時的文武名臣中，七成皆來自關東，加上表彰六經，以孝廉取士，連長安的中層官吏，也漸漸多了些關東口音。

關西的六郡良家子在六經上哪裡玩得過關東人，他們從小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普遍認可的是馳騁沙場，立功邊疆。若非對匈奴的戰爭讓大量關西良家子躋身廟堂，他們恐怕早就被邊緣化了。

在霍光看來，武帝朝的歷次爭執，不止是戰和之爭，枝幹之爭，也是地域之爭，東西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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