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後，在戰國日漸衰弱，其根本就是因為那些學說違背了時代“集權”的主流，也難以做到富國、強軍。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學說融合之前，作為“巫史”傳承中“巫”的那一派，他們缺乏在戰國解釋君權合法性的理論：正統的儒學，可以把現在諸大國的諸侯全都打成亂臣賊子。

沒有神權解釋權、不能解釋戰國君主合法性的巫，便無用。

楊朱學派曾和墨家為天下顯學，後來都消失殆盡甚至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源於楊朱“無君”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和人文啟蒙；而墨家則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約也”、“人無分老幼貴賤盡皆平等”、“誅不義之君人人有責”之類的內容。

管子學派既要講“富國”、“強軍”，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會基礎弄出新的軍制，在軍制的問題上，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經驗。

在管子學派的“富國”之說後，軍制仍舊是封建義務兵制為主流。

而封建義務兵為主流，就必須要做到穩定。

如何穩定，那就要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做到“民不變業”，也就是說，農夫的兒子還是農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這和管子學派的“富國”理論，其實並不是相悖的。

“民不變業”意味著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但這個“富國”的國，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國”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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