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之士對於吳起的疑惑，不由感嘆，心想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這樣的局面，又何必實行那些嚴苛之法？

對於財富總和的定義，他曾疑惑過，但只是為了讓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這些年叛墨而出卻一直沒有忘記讀書學習，對於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勝綽也多感嘆，但是無奈的是陶丘的辦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況，而泗上這些年一直是這些叛墨眼中吸取經驗的地方，對於陶丘的情況也有過一本專門的小冊子介紹，用以輔佐墨家的那些“財富總和”之類的理論。

那些書對於常人而言難免有些晦澀，可對於這些和墨家藕斷絲連一直關注的人物，知曉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運河、陶朱猗頓致富後，這裡就是天下之中。

魯國在季氏改革後已經實行的初稅畝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現之前物產就頗豐富，私有制產權概念早早出現。

宋國政變之後，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響越來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過於激進，而且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一些政策實行起來基本沒有什麼壓力。

如滕、繒、郯等國，原本都是越國佔據的，越國在此擁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戰後，越國的勢力退出了泗上地區。清算了一些親越的貴族，加上越國退走後的大量王田，讓墨家在這裡實行的土地改革並無太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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