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子曾經曰：“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總之一句話，它是整個權力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江南經濟之發達，遠超全國其他省份，為國家輸血的能力，自然也高於其他地區，因此自唐以來，歷代統治者便對此地實行厚斂政策，本朝經濟名臣丘浚說過：“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雖然不免有誇大之言，但國家財政對江南的依賴性也可見一斑。

朝廷為確保重賦的如額徵收，一方面規定出身江浙的官員不得任職戶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時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幹之材為重賦區的地方長官。但無論官吏催科如何嚴厲，狡黠的豪紳地主總能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詭寄錢糧，將負擔轉嫁到無地少地的貧困下戶頭上，甚至和貪胥墨吏勾結起來，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負擔。

因此國初對江南課以重稅後，僅僅百餘年時間，江南一代的土地佔有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課稅的主體“官田”……就是屬於國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種的土地，這種土地的稅額，向來是民田的兩到三倍……部分變成了稅負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則大都落在了貧民名下。至於富商名下的土地，則全都以民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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