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造成同農民關係的緊張狀態，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四月，中國在松遼盆地的二號井鑽出油流；四月下旬，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五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五月十六日，南洋聯邦大總統黃曆發出了對中國不顧經濟客觀規律的冒進政策的公開批評。

由於資訊傳遞之間的時延，還沒等中國政府作出反應，五月十七日，黃曆再次在南洋聯邦主要媒體《南洋時報》發表了文章，題目是《近在眼前的教訓》。

“……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可能要付出代價或者有成敗一樣，新中國的建設遇到了挫折，遭到了損失，而且這個損失非常沉重。我也相信，作為一個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幾億人民溫飽，並致力於為人民服務的負責任的政府，即便是激烈的批評，他們也能有相當的氣度，進行冷靜地分析判斷，而不會惱羞成怒。因為很多批評正是對中共的執政能力有著更高的期待、更嚴格的要求，而周圍一片讚頌附和之聲，會矇蔽雙眼，腐蝕心靈，恰恰是最甜的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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