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溫諒介入之前，衛棲文身處風暴中心，左支右絀，窮於應付無處不在的明槍暗箭，未必沒想過有困難找領導的箴言。可問題在於，找領導做擋箭牌也要看時機和形勢，如果恰好上面也在猶豫不決，翹首觀望事態的走向和發展，你僅僅為了自己一時脫身，卻硬是把領導給拖下了水，那後果，真還不如死頂在前面，至少還能賺一個同情分。

更大的問題是，國務院也不可能主動對蘇海的量化改革進行調查。要知道國人最擅長的就是觀察風色，尤其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一旦派出調查組，會給各地政府發出一個錯誤的訊號，加上被別有用心的人煽風點火，很可能對尚處在萌芽狀態的國企改革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一來這有點自打臉面，剛說改革是搞活經濟的唯一出路，可一試點立馬就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央拿什麼威信來強行推進全國改革？二來會形成連鎖反應，先讓人改，改完了你又去查，國務院又沒有釋出統一規範的改革方針，做事還能不出一點的錯？秋後算賬只能讓地方望而生畏，打擊了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從而避之不及。

也許有人會問，中央不是老大麼，下了命令地方政府敢不執行，哪裡來這麼多的顧慮和困難？會這樣想的人要麼不諳世事，要麼天真可愛，共和國成立將近五十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向來十分微妙。尤其在78年後，分稅制之前，中央窮，地方富，80年代末90年代初甚至發生了中央兩次向地方借債並借了不還的囧事，時任財政部長王丁坤到了每一年的全國財政會議上，都跟乞丐似的跟各省財政廳廳長要求募捐，一些廳長直接說“跟我要錢，我可沒有”，更有些富裕省份的牛逼廳長直接跟部長反臉。一位財政部的工作人員多年後回憶起來，還忍不住唏噓：“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在為王部長難過，那時候做財長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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