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在民主的社會條件在中國尚不完全具備的時候，也就是說，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尚不能也不願意參與國家事務的時候，責任內閣、政黨—等形式都只不過是徒具虛名，而無法改變少數人的本質。如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於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復秩序與穩定之際，這種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實際上使政府的權威大部分抵消，並不利於中國的發展與經濟繁榮。極而言之，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面對這種情況，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屆國會選舉時即有激進者主張取消國會和內閣，由總理“以便宜行事”。一些有識之士曾大聲呼籲：“……中國政府之無能力；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時不待人，一朝事發。議員即各鳥獸散矣，尚能為國民任責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憲，俯察後來之禍，亦在共和。邇來南北智士，僉謂改定《約法》，尚待來年，急在燃眉，豈可坐俟。總理總攬政務，責任攸歸，此存亡危急之傾，國土之保全為重，民權之發達為輕，國之不存，議員焉託？宜請總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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