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子誠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如同俄亥俄共和黨的組織以及相同情況形成的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頗能忍辱負重。這些人是李子誠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批吃苦耐勞的人……與表面上看起來極為西方化的、實際上骨子裡卻是傳統中國的李子誠相比，財政部總長陳瀾生是一位血緣上具有中國人的氣質而又‘親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頭腦’的人。”

1919年7月3日《紐約時報》《李子誠身邊的人》

在四九城中，眾所周知，與總統府所屬五部總長均為大總統信得過的人不同，國務院卻是“能人內閣”，不偏一黨、不偏親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為其中代表的卻就是財政部總長的職務，在國務院所屬五部之中，財政部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財政是萬政之本，萬政之源，可以說，財政部是國務院平穩府院雙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國務院應該委任一位“親信心腹”作財政部總長，可讓人始料未及的卻是——陳瀾生這個非國社黨人，甚至都談不上鐵桿連雲系的前國民黨人出任這一職務。

不過對於在萬眾矚目的情況下宣誓就任財政部總長的陳瀾生來說，從他剛一出任財政部總長的那天起，就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國元年二月，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被交通銀行股東會推為總經理。不久交通銀行獲得發行貨幣和代理國庫的特權，與中國銀行一起成為國家銀行。交通銀行開始恢復元氣，並且在東南亞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承擔民國臨時政府對外的匯兌業務，交通銀行頓時成為中華民國最值得信賴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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