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當然是君主集權制的國家，但並不意味著，這個朝堂便是皇帝一個人的一言堂，尤其是當如今的頂頂上頭的三位基本上是一個鐵三角的情況下。而除了那三位之外，政事堂的宰相們擁有極高的權力，他們掌握了出旨、封駁和執行的大權，直接面對其下無數各司其職的官員。

雖然長孫無忌的死、李義府的流放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宰相的話語權，但這種狀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宰相在面聖的時候可以安然入坐，而不用費力地站著；群臣在朝會的時候可以耿著脖子各抒己見，而不用誠惶誠恐跪在地上；只要你識字的話，下至庶民皆可上書言事。

這是一個繁榮的年代，只不過繁榮背後總有佝僂的身影，總有揮之不去的危機，這是每一個繁榮的時代決不會缺少的弊病。

府兵制的敗壞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所以，從上至下的上書言事中，提出這一點的不在少數，這其中就有老事重提的劉仁軌。他人不在洛陽心卻在洛陽，一份長篇大論的奏疏直接飛入了東宮李賢的案頭。李賢雖然對老劉頭的執拗始終有些發怵，但人家的建言是另外一回事。

早在昔日還在百濟的時候，劉仁軌就曾經提出過府兵制和臨時募兵制的弊病。正所謂貞觀永徽年間，這但凡戰死者，都有敕使弔祭，追贈官職，將亡者官爵再蔭及其子弟，而自顯慶五年之後，徵役身死，官府再不過問。不但如此，外出打仗的府兵就連衣物都不齊備，功勳更是幾乎從來落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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