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當然是不辛苦的，作為一個公司駐蘇聯代表處的負責人，這種事情是非常公平的，幹多少活賺多少錢，某種意義上比蘇聯用行政手段強行把各種工作拉成一個階級更有積極性。世界總是這麼矛盾，要平等就要限制某些人的個人能力，個人能力全部體現就會造成人和人之間的不碰等，某些情況下只能在其中選擇一個。

任何地方人們都有等級的存在，蘇聯雖然在行政和制度一直致力於消滅等級的存在，但和一個高階幹部和一個普通民眾所獲得待遇仍然是不同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都是這樣，索性六十年代的幹部還不像二十年後這麼囂張。現在蘇聯幹部老實本分並不是蘇聯人覺悟多麼高，而是另外一個原因，在大清洗和強調階級的環境中，克格勃封閉了整個蘇聯對外的來往渠道，蘇聯在大清洗之後的幹部還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如何利用半合法的手段來謀取利益，再加上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幹部階層一直不穩定，也沒空想這些問題。

勃列日涅夫時期就有所不同，幹部階層的穩定讓各地的幹部開始有充裕的時間來想辦法如何繞過等等的規章制度來為自己的生活打算，反正他們有的是時間來謀劃，不用擔心莫斯科一道命令下來撤了他們。

但在接觸當中仍然會顯露出來這種差別，讓藤田這個一個辦事處的負責人來找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來談判，還是超出了這個日本人的能力。在從濱海邊疆區的地方黨委大樓出來之後，藤田往東京方面去了一封電報，不出預料的收到了一封以八嘎開頭的回電，嚴令藤田要解決這個問題，無視本來是東京總部非常認可的壓價建議，打工仔的悲哀命運就來源於此，資本主義不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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