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裡，徐平看著京西路關於鞏縣的奏章兩眼發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長官，這種事情發生了不止一起了，從景祐年間之後特別多。但別的地方發生這種事，往往是官員完不成任務，或者被劾，或者調任，路監司為官員求情。鞏縣不同，吏人集體逃亡，王安石沒有比毫完不成任務的擔憂，而是主動上章，要求對逃亡吏人重懲。

放下奏章，徐平對一邊的晏殊道：“鞏縣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說他們落草為寇，要發海捕文書。此種事情不少見，如此做的倒還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鋒芒太露。吏人逃亡，長吏躲不過逼下太嚴的罪過。京西路雖然上奏是吏人貪瀆，害怕事情敗露而潛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動輒一兩千貫的弊案，令簿難逃失察之過。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員太過，當從容商議。”

杜衍也道：“不錯，出現此等事，必然是官與吏均有過錯。鞏縣欲發海捕文書，說那些吏人為寇，只怕有些言過其實。可著京西路監司，從附近選謹慎強幹的知通，去鞏縣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聽縣官一面之辭。”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縱然我們覺得此事別有委屈，也不可此時去查。官與吏，吏與民，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邊，此天下大義。不然，官吏一有衝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養成不好習氣，從此吏人有恃無恐，仗勢以臨官長，地方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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