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覺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論給這個年代的書生們上課，自己講得一本正經，他們聽得也異常認真。這是徐平一以貫之的思想，《富國安民策》已經有體現，這些書生已經不陌生，把儒家體系用這樣一種簡明的辦法表述出來，還有一種新鮮感。

世間的道理本來沒有那麼複雜，只是人們一定要找一個理由說服自己，便就變得複雜起來。從上天找道理，把一切歸之於天命，結果到最後上天對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們只好轉向人自己，從人的本性中去找一個理由。天理不可測，而人性總有跡可循，結果使整個體系變得愈發繁複。世上並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給你一個解釋的道理，擺在那裡發生了本來就是道理，只是去認識，去理清其中的規律就好了。

見眾人不語，徐平又道：“講過了仁、義，便就明瞭君子何義。仁是兩個人，義是三個人，那麼君子就是一個人。何為君子？從於仁，合於義，便就是君子。無仁、義，也就無君子。合於仁、義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於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卻可以指引前進的方向。是以我們朝著仁、義的這條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間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跡論之，論跡不論心。”

張載眼睛一睜，面上滿是茫然，實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護，小子一事不解。依都護所言，豈不是世上並無君子？然歷代聖賢，又作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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