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衛給每位宰執遞上一份摺子，正是皇帝親自擬寫的稅制改革計劃。

這個計劃的核心就是兩點，一是對現有的租庸調稅法改為兩稅法，二是對現在基本上徵收不了多少稅收的商稅改革。

楊素等宰執們一聽說稅制改革就有些心中動容，稅收可是國之基石，隨便動一點那都是不得了的。而一看稅改第一條就是改變現有的租庸調製，就不免更加驚訝了。

自秦一統天下開始，華夏各朝的正稅，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徵，布帛之徵、力役之徵為理論依據，按“租”“調”“役”（田租，特產，徭役）三個專案徵收。到了本朝，曾規定百姓可輸錢免役，由政府僱人代替，稱為“庸”，“租調役”於是變成了“租庸調”。

本朝的租庸調製，是以均田制為基礎核心，丁男（二十一歲）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各授田一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永不歸還），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歸還。同時頒佈《租庸調法》，規定受田丁男應繳納的田租、調賦和應服的徭役即租庸調。實現“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朝廷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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