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已經老了，在滿清這個醫學並不昌明的時代，六十七歲的年紀已經算是高壽的老人了，一個歷經嘉慶、道光、咸豐的三朝元老，此刻正有氣無力的斜靠在帥帳內的軟椅上，手中的絲絹捂在長滿老人斑的臉上，劇烈的咳嗽著。

榮祿的心情很複雜，這個老人在歷史上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人們記住他的過多還是賣國賊這幾個字，在榮祿看來，這種看法有些不公平。琦善之所以被歷史如此評價，原因只有一個，他是主戰派林則徐的對頭，琦善是主和派的，在對待鴉片戰爭的態度上，琦善希望的是主和。

林則徐與琦善迥異的歷史形象表明了人們樸素的道德訴求，同時也回答了鴉片戰爭該不該打的問題。對於侵略者，要打，這是一個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註定要失敗，打了損失更重，是否還應抵抗？這是個政治問題。一個好的政治家不應是個盲動者，他考慮的應當是如何才能使國家受到最少的損失，如何避免無謂的犧牲。當然這也不意味著放棄抵抗，因為很多時候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更是一個政治家的職責，很多時候一個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犧牲去捍衛其道德尊嚴、精神訴求。從短期來看放棄抵抗求得一時的“利益”，從長遠來看並不見得是好事，因為一個喪失鬥志、受到精神汙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從這點來說，鴉片戰爭必須要抵抗。但如果暫且忍辱負重，而求勵精圖志，奮發圖強，暫且的苟安其實方為最佳選擇，與“天朝”相鄰的日本十多年後對待“侵略”所採取的態度而後對日本的影響，無疑是最好的例證。但清王朝所處的“國情”決定了其只能採取前一種方式。實際上，即使是抵抗，鴉片戰爭還是有贏的可能，那就是採取100年後中國對待日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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