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楚雲兒那裡回來之後，石越緊接著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場風暴。因為唐棣等人還沒來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這也讓他們在這場風暴中依舊擔任著助手的角色。

熙寧三年的四月，本來應當是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季節卻也是個多事的季節。在朝廷中，王安石開始了對御史臺異議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臺諫官員被皇帝趕出了朝廷。而在民間，剛剛出版《論語正義》、拒絕赴茂材制科考試的石越，再次刊發了驚世之作——《疑古文尚書偽作論》。

這本書的內容，是石越憑出色的記憶，綜合了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和惠棟《古文尚書考》的考據，證明東晉梅本《古文尚書》是晉人偽作。不僅如此，在書中，石越更是直接攻擊《今文尚書》除了《西周書》之外，也全部是後人偽作。《尚書》作為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在學術層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戰！

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論語正義》之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來在北宋的時代，今古文《尚書》並沒有分開，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時才開始慢慢懷疑到今古文《尚書》，把今古文《尚書》分開來講。此時石越直接攻擊《古文尚書》是一部偽作，而《今文尚書》則大部分是戰國人寫的偽書，如何可以不引起軒然大波？士林頓時一片譁然。

石越費盡心思寫出這本書並公開刊發的目的，除了是要進一步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顛覆當時人們對上古三代的認知，關於三代最原始的資料出自於《尚書》，一旦《尚書》的真實性被質疑，那麼其權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藉機重新解釋經典，構建一個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學者們已經開始對傳統的經典不再盲目信任，並且提出種種質疑之時，石越的這部著作，無疑會極大地鼓舞這業已出現萌芽的思潮——既然《尚書》都有問題，還有什麼不能被懷疑？

如果說《論語正義》刊印之後，是讚揚遠遠多過批評的話；那麼《疑古文尚書偽作論》一問世，首先便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輿論幾乎是短暫性失聲。而等到最初的驚愕之後，留給眾人的，便是一種複雜的心情。石越考證之細緻精確，讓《古文尚書》之偽幾乎成為一種無法辯駁的事實，士林也只能平靜地接受。但是對《今文尚書》的質疑，卻未免有證據不足之嫌。一時間批評的聲音都是針對《今文尚書》部分而來，其中攻擊得最賣力的，便是陳元鳳。只不過他的反駁，完全是對石越人品的責難，在學術上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而石越對《今文尚書》某些部分是否偽作，並未給出定論，這些反對的聲音沒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的刊印，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大討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至於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卻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風暴並非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復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內容。石越與蘇軾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透過攻擊《尚書》的真實性，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佔對儒家經典的制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內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種種行為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復興，卻又慢慢讓位於詩賦，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佔領思想界的王座，這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的“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為，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乘虛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場爭奪思想界王座的競爭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復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為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詔書如同白話，最值讚賞；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號，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於後，石越因此大膽地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自己加那種長而無實的尊號——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頊對於加尊號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終其一生，沒給自己加過什麼尊號；石越又提出來做事要講證據，重事實……

《三代之治》一經出版，幾天之內就被搶購一空，汴京城的讀書人睜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書館幾乎沒有停工的時候。而之後引起的議論，更加超過了《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畢竟後者是一部考證的書，真正能從中間找出問題來辯難的，都是比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則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會的書，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評一下得失。

“自古以來，君為天、臣為地，君為乾、臣為坤，子明所謂議會，以士紳百姓議論官府，以黎庶與九五為一體，似有混亂陰陽乾坤之嫌。”王安禮謹慎地問道。

石越隨手畫了一個太極圖，交給王安禮，微笑不答。王安禮看了一會兒，突然開懷大笑：“原來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覷，不知道他們鬧什麼玄虛，柴貴誼忍不住悄悄問桑充國，眾人之中，以桑充國與石越相處時日最多，對石越的學說了解最深。桑充國微笑道：“陰陽一體，方為宇宙。世間至道，極陰便是陽，極陽便是陰。九五之尊為極陽，黎庶百姓則為極陰，二者表面看來相距懸殊，實則一體。”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議天下普設學校，立圖書館，欲使天下人皆得讀書識字。然則自古士農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為士，可得乎？”蘇軾雖然是傑出之輩，腦子裡卻未免還是有那些等級觀念。

“在下聞孔子曰：有教無類。未聞孔子以士農工商而有教與不教之別矣。且士者，本出於農也，故有耕讀之家。工、商之間，亦未必無賢者，陶朱賈人也，傅說工人也，二者非為不賢。君以為工商不得讀書乎？以為讀書不可以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問世之後，其中稱讚者固然不少，但是眾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為然之處，所以問難辯論便成了家常便飯。其中對《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見的人，竟認為這本書是無稽之談，荒誕不經，不過是《淮南子》之類的雜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畢竟大部分的讀書人，卻多多少少對書中提出的理想社會很有興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類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認為這正是儒家經典所說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質疑，還是集中在某些具體措施之上。

皇帝趙頊曾經很認真地問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於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議論，頗有迂闊之處，其謂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壞以來，歷代無人能復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謂廣立學校，臣以為州縣立學，已屬不易，全國遍立，所費幾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無可採之處。”

王安石這還是持平之論。有大臣在趙頊問到議會制時，憤憤不平地答道：“這是石越想要離間君王與士大夫，其心實可誅。”弄得年輕的皇帝一臉愕然，說道：“不過論是非而已，何至於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後，新黨們看到的，是一個包含著改革思想的年輕人慢慢崛起，雖然他已經透過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種中立的態度，但是王安石並未十分介意，畢竟中立不是反對，他還是樂見這個難得一見的奇才誕生的——雖然反對派諸大臣對石越的舉薦，依然讓他很不快。

而在舊黨一面，司馬光等人欣賞石越的才學，讚賞他不願當官的人品；蘇軾則和石越有不錯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卻是石越雖然身世不明，卻一向以北方人自居——這些大臣們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況且石越又得到司馬光等人的舉薦，大家對他更無惡感。

所以無論新黨舊黨，並沒有人想去阻撓皇帝新一輪的徵詔——雖然對於石越寫在書中的某些觀點，很多人是不以為然甚至極度反對的。當然，這種情況也許不過是因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關於變法引發的政治鬥爭上去了，沒有人願意花時間來對付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樹敵。況且石越表現出的才學，也足夠構成朝廷徵詔他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