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齊這個人我知道，原來還是挺正常的一個人，在美國做了幾年訪問學者回來以後，就變得神叨了。現在在學校搞了一箇中美創新文化比較研究中心，還挺火的。”

在包娜娜的辦公室裡，幾位人大校友例行碰頭聚會，唐子風說起齊木登的事情時，王梓傑給他做了一個介紹。

齊木登在人大現在是與王梓傑齊名的大腕之一。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學術造詣算不上頂尖，但名氣極大，經常在各種會議上拋頭露面，報紙雜誌的約稿寫得他們手軟，每個月光拿各種潤筆費、車馬費都能比工資多上十幾倍。

王梓傑出名，是因為他在整個經濟學圈子都充斥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大環境下，堅稱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的經濟干預是必不可少的，產業政策不能放棄，甚至還要加強，這與他本科就讀於計劃經濟學系的經歷倒是頗有一些關聯。

由於他堅決地站在政府幹預一方，所以頗受政府官員的推崇。在私下裡，許多學者都鄙夷地稱他是御用經濟學家，是替政府站臺的。媒體方面，官方報紙經常請他寫評論文章，為國家政策做註解。而大量的“自由媒體”則往往對他冷嘲熱諷，甚至拿他的私生活出來說三道四。

好吧，王梓傑的私生活的確是有些不夠檢點，也不能怪媒體無良。

齊木登與王梓傑是兩個極端，他是以抨擊體制以及中國文化而出名的。有好事者統計過，他一年中提到“僵化的體制”這個短語不下200次，這還是基於有據可查的公開演講、媒體報道以及他發表的文章。至於說在各種未被報道的會議上說過多少次，就沒法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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