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漢書·公孫弘賈杜康兒寬傳第二十八》

由先秦至西漢，儒家在這五百年中，先厄於墨，次厄於法，再厄於黃老，中間又遭受焚書坑儒之禍，儒家六藝幾遭滅絕。其最初的淒涼境況是習慣了以儒為尊的後世中國人所無法想像的。孔子周遊列國，最終卻是累累若喪家之犬，以悲乎“吾道窮矣”而終；孟子同樣終生不得用世；及至荀子面對七國爭雄之勢，吸收了道、墨、名、法諸家的思想，變孔孟的“法先王”為“法后王”，但是他仍然堅持“從道不從君”的主張，最終還是落得個潦倒而終的下場。秦亦曾設立博士官掌《詩》、《書》、百家言，但是當時儒者卻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以其通古今而非議朝政，最終以食古之罪而遭懲。

秦末之際，群雄逐鹿，儒家亦努力抓住這個機會，史書中便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的記載。在那樣一個年代，儒者們都明白，孔孟的理想主義是不可能適應這個建立新王朝的殘酷過程的，所以我們從輔佐劉邦的酈食其、叔孫通等儒生身上，根本沒有看到儒家應有的只言仁義不言功利的性格，後來叔孫通為漢高祖制禮制，其實是把法家“尊君卑臣”的思想移植到了儒學之內。叔孫通由此拜太常、太子太傅，得以光明正大地傳授儒學，其後的陸賈、賈誼等人的出現，使得儒學不斷地為西漢的上層統治者所接受，而在民間亦得到廣泛傳播，對整個社會開始產生影響，及至武帝繼位，尊儒實際已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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