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義》，是《周官新義》、《毛詩義》、《尚書義》的總稱，其中只有《周官新義》是王相公親筆，其餘兩篇乃王雱和呂慧卿所作，當初制定的時候就極不嚴謹，乃是介甫公一家之言！

比如《尚書》，當年蘇明潤《尚書祈詢》中提出的一百多個問題，都在點子上，算是開闢了《尚書》辨析這樣一門學問。

到了今天，學界已經漸漸形成共識，其中不少章節，存在改編，刪竄，顛倒，甚至是偽寫等情形。

這些問題，是當時安石公也沒有弄明白的，王雱、呂惠卿就更隔了一層，他們作的《尚書義》，能作為學校法定教材？能作為科舉的唯一參看書目？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周官》同樣如此，不說別的，就一個《考工記》，能繞得過理工去？

關於音律，尺寸，量衡，參照出土文物就會發現，和今人的理解區別甚大，商周文字考義局如今對這個問題已經作了很多詳盡解釋。

這些進步，反證了王相公的《周官新義》，有很多地方不靠譜。

現在明明問題出在教材錯誤上，卻歸罪到考官的考題正確上，這不叫文過飾非叫什麼？

因為涉及到蘇轍，蘇油不得不上書闡明立場。

蘇轍的問題，不在於他對真理的堅持，而在於他犯了“程式錯誤”。

國家立《三經新義》為三經唯一參考書目，並且規定其為試官的唯一出題科目，那麼試官就理應遵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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