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樂律與時序，度量衡，天文，朝制，禮儀皆有極大的關係。

一句話，這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音樂問題，還是華夏民族一直用來指導民族進步的哲學理論。

音樂和哲學，看起來似乎並不屬於一個範疇。

音樂遨遊在情緒的天空，被用來描述最深刻、最細膩、最廣泛的人類情感世界。

哲學則行走在理性的石階上，以縝密的思考，嚴格的邏輯，揭示人類與自然界本質上的規律。

但是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同屬於人類最高階的思維活動，都超越了語言的羈絆，沒有國界的限囿，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而華夏民族，可以說是最早將它們聯絡起來的民族，很早就賦予了音樂以“宇宙資訊”的屬性。

所謂“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

夏祭之後，百官們又開始了繼續關於禮樂的撕逼，定音，就成了重要的一個爭論點。

禮樂禮樂，樂和禮是配套相成的，大宋之立國以來，先後三次定樂，然皆不盡如人意。

其中一項就是標準音高的問題。

太常寺收藏的大樂鐘磬一共有三種：王樸製作的樂器，李照製作的樂器，胡瑗、阮逸製作的樂器。

其中王樸之樂，其聲太高，太祖皇帝曾經明確表示不滿意。

這個問題很嚴重，因為還是有神秘學因素和情緒體驗在裡邊——“音高則悲，亡國之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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