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札謀殺案發生後，我哥哥和我沒有再跟母親乘划艇出遊。但前一年冬天，哥哥和我患百日咳時，曾有一段時間她每天帶我們去博斯普魯斯作海上游。我哥哥先病倒，我在十天後跟著病倒。生病時有些事讓我很享受：母親待我更溫柔，說我愛聽的讓人高興的事兒，把我最心愛的玩具拿給我。但我發覺有件事比生病本身更難以忍受，那就是不能跟家人一塊兒吃飯。聽刀叉杯盤的碰撞聲，聽大夥兒談笑，但距離不夠近，因此不曉得他們談些什麼。

我們燒退後，兒科大夫阿爾伯——有關這個男人的一切都令我們恐懼，從他的提袋到他的鬍鬚——指示母親每天帶我們去博斯普魯斯一次，呼吸新鮮空氣。土耳其語裡的“博斯普魯斯”跟“咽喉”是同一個字，那年冬天過後，我總是把博斯普魯斯與新鮮空氣聯絡在一起。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當我發現博斯普魯斯海岸的塔拉布亞——過去是個寂靜的希臘漁村，如今是著名的海濱大道，兩旁有餐廳和飯店——在一百多年前詩人卡瓦菲斯兒時住此地時叫做“治療村”時，並不感到驚訝。

假使這城市訴說的是失敗、毀滅、損失、傷感和貧困，博斯普魯斯則是歌詠生命、歡樂和幸福。伊斯坦布林的力量來自博斯普魯斯，但早先的時候無人予以重視：他們眼中的博斯普魯斯是水域，是風景區，而在過去兩百年裡，是建造夏宮的絕佳地點。幾個世紀以來，她只是海岸邊的一串希臘漁村，但奧斯曼名人政要們自18世紀開始在郭克蘇、庫屈克蘇、別別喀、坎地利、魯梅利堡壘和坎勒扎附近建造他們的夏日別墅，希望以此興起某種奧斯曼文化，也期待伊斯坦布林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雅驪別墅——18至19世紀期間由奧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邊豪宅——隨著共和國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興起，在20世紀漸漸被視作過時的身份與建築範例。然而我們在《追憶博斯普魯斯》裡的照片、原貌重現的梅林版畫、埃爾登仿建的別墅中看見的這些雅驪別墅，這些窗戶高而窄、屋簷寬、有凸窗和窄煙囪的豪宅，不過就是這沒落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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