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後期，婦女解放成了許多人掛在嘴上的話，成了新聞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一九六三年，貝蒂·弗裡丹發表了《女性的奧秘》一書，這是對“婦女是二等公民”論的宣戰文告。她這書成了婦女運動的指南，她的主張也時有所聞。傑曼·格里爾和凱特·米利特參加了這運動，給運動增添了文學和藝術的風格。格洛莉亞·斯坦內姆有效地利用新聞工作和女權政治來替婦女說話。

也有嘲笑婦女解放的人。當時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稱，“我只在一處地方願意與婦女解放運動結成聯盟，那是在床上。”有些歷史學家提醒世人說：天下本無新鮮事。他們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國有一位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發表過一本《維護婦女的權利》，她爭辯說，“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圖使婦女百事不懂，因為前者只需要奴隸，而後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許多人認真對待這運動，體諒婦女的男子在審視自己的良知。

西莉亞對婦女解放的態度是贊成並同情的。她買了些《女性的奧秘》，送給費爾丁-羅思的幾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書退還，還附了草草寫成的便條，“我要這胡扯的東西沒用。”薩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蓮本人也是婦女解放的熱誠擁護者。在她的影響下，薩姆的態度比較同情，他對西莉亞說，“本公司從不歧視婦女，你就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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