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傑劉廣告公司的代表基思·耶茨-布朗，心裡又緊張又著急，因為紀錄片《汽車城》沒有一個分鏡頭劇本就在進行拍攝了。

“一定要有劇本，”一兩天前，耶茨-布朗從紐約打來電話，向巴巴拉·扎勒斯基提出了抗議。“如果沒有劇本，我們怎麼能從這兒來保護客戶的利益，提建議呢？”

當時巴巴拉在底特律，心裡真想對廣告業務部監察說，這計劃說什麼也用不著麥迪遜街來插手。一插手，正在攝製的這部如實反映、一針見血的電影，就會變成中看不中吃、無害也無益的大雜燴了。不過，這話她沒有說出口，只是把導演韋斯·格羅佩蒂的意見重複了一遍。格羅佩蒂是個多才多藝的人，聲望極好，足以使他的觀點得到重視。

“你把一大堆廢話寫在紙上，也抓不住底特律內城的氣氛，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瞭解那是什麼種氣氛，”格羅佩蒂曾經這麼說過。“我們就是帶著這一套頂呱呱的攝影機和錄音機，到這兒來找出個眉目的。”

那導演，一臉鬍子，身材短小，看上去活象一隻毛茸茸的麻雀。頭上老是戴著一頂黑色貝雷帽。他聽到人家的話往往充耳不聞，但是眼裡一見形象，頓時怦然心動。他接著說：“我要內城裡的爺們、娘們、哥們告訴我們，他們對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對我們這批臭要飯的是怎麼看的。那指的是他們的憎惡、希望、挫折、歡樂，連同他們是怎樣呼吸的，吃飯的，睡覺的，私通的，流血流汗的，還有他們看到的是什麼，聞到的是什麼。我要把這一切都拍到電影裡——他們的嘴臉，聲音，不是排演出來的一切的一切。說到語言嘛，我們不妨讓那種廢話扯到哪裡就哪裡。說不定我會踢幾個人的屁股，惹他們發火，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會開口講話，趁他們講話時，我就讓攝影機象婊子瞟人那樣瞟來瞟去地打轉，對底特律嘛，他們怎樣看，我們就怎樣看，借內城的眼睛來看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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