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一直主張我發表有關普萊斯伯利教授的異聞，這樣做至少可以消除謠言，因為在二十來年以前這種謠言曾經震動大學並傳到倫敦的學術界。然而總是有些障礙使我未能發表它，結果事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我那個裝滿福爾摩斯案情記錄的鉛盒子裡。直到今天我們才被獲准發表這個在福爾摩斯退休之前不久辦理的案子。即使在今天，也還是需要謹慎從事，不可孟浪多言。

那是一九○三年九月，在一個星期天晚上，我收到一個福爾摩斯慣用的那種語焉不詳的條子：如有時間請立即前來——如無時間亦來。Ｓ.Ｈ．

在他晚年我們的關係是特別的。他是一個受習慣支配的人，他有一些狹隘而根深蒂固的習慣，而我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之一。作為一種習慣，我好比他的提琴，板煙絲，陳年老菸斗，舊案索引，以及其他一些不那麼體面的習慣。每當他遇到吃力的案子，需要一個在勇氣方面他多少可以依靠的同伴時，我的用處就顯出來了。但除此以外我還有別的用途。對於他的腦子，我好比是一塊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維。他願意在我面前大聲整理他的思想。他的話也很難說就是對我講的，大抵對牆壁講也是同樣可行的，但不管怎麼說，一旦養成了對我講話的習慣，我的表情以及我發出的感嘆詞之類對他的思考還是有些幫助的。如果說，我頭腦的那種一貫的遲鈍有時會使他不耐煩，這種煩躁反倒使他的靈感更歡快地迸發出來。在我們的友誼中，這就是我的微不足道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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