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發表了悼念井上靖先生的談話。當時尤其使我心情激動的是聽眾中有幾位醫生。仔細想起來，我與不同職業領域的知識分子談話，除了大學教師，最多的就是醫生。例如為我的殘疾兒子治療的那些醫生，還有我十幾年來經常去檢查身體的醫院的醫生們……

然而，我是作為患者、或者未來的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屬的身份與醫生接觸的。我離開自己的工作環境，而對方正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所以我無法自由自在地談話。雖然對方倒是

經常詢問自己：最近寫什麼啊？

極少有醫生直接問我：你作為作家，如何思考人和文明？我倒想過，作家生病，而且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癒之後，往往有一部成為其後期代表作的作品問世。

井上靖先生患癌症，一旦治癒後，便完成一部《孔子》。這是解答我所思考的問題的一個充滿啟示的典型例子。我作為一名晚輩作家，在追悼井上靖先生的同時，重溫《孔子》，並回答醫生們的提問，這是我對有這次談話機會最為高興的地方。

井上先生時常對我談起創作長篇小說《孔子》的規劃。他的小說構思經常先以散文詩的形式表現出來，吟詠孔子和一群寒儒在戰亂的原野上流浪的散文詩很早就已發表。然而，正當他準備著手創作小說時，感覺身體不適，結果發現患有食道癌。

井上夫人等親屬大概都認為這長期懸而未果的《孔子》也就因此作罷，尤其夫人曾多次陪同井上先生到中國尋訪孔子遺蹟，似乎更覺遺憾。但是井上先生做過大手術以後，身體迅速恢復，著手創作《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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