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曾將婚姻看得至高無上。他在《致父親的信》中寫到過這個問題：“結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護他們，甚至給予些許引導，這些我確信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致。那麼多人好像輕而易舉地就做到了這點，並不能構成反證，因為第一，確實沒有很多人成功；第二，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這些事，而僅僅是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儘管這不是那種‘極致’，但依然是十分偉大、十分光榮的（尤其因為‘做’和‘發生’間的界線無法劃分得十分清楚。再說，說到底，這個極致也不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有一種哪怕距離很遠的、然而紮紮實實的接近就行了。並無必要飛到太陽中間去，但卻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塊潔淨的場地上，太陽有時可以照到那裡，人們能獲取一些溫暖。”

同樣，在如《十一個兒子》這樣的小說中，表現出弗蘭茨對家庭、甚至對父權生活方式的尊重。弗蘭茨把父權生活方式視為他父親的自然舉止，並十分欽佩。父親有一次向屋裡所有人宣佈一個外孫女誕生的訊息時那種欣喜若狂的狀態，在日記中得到一種混雜的描寫，其中夾雜著吃驚、內心深處的讚賞和輕微的、批評性的嘲笑。《判決》中子與父的關係也是這樣表達的。小說《十一個兒子》已經引起了一些激烈的爭論，據我觀察，應該理解為自立為父、建立家庭的願望形象化。透過自立為父與他父親的榜樣分庭抗禮，也就是說，以自己同樣的父權的高大形象，同樣的樸實無華卻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蘭茨一次對我說的一句話與上述觀點沒有矛盾，弗蘭茨說：“十一個兒子就是正在寫的十一個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寫作中，他耕耘於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這與父親的創造力頗為相似（在此我說的是弗蘭茨的觀點，而不是我的觀點），並可與父親的創造力比肩而無愧。當他有一次“強忍著啜泣”閱讀關於一八七0／七一年戰爭的一本書時，心中浮現了他的理想：“當上父親，靜靜地與他的兒子談話。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來取代真誠的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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