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現在手裡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幹了。鮑里斯還在鞋匠那裡住，不清楚談了什麼條件。他還從一個俄國朋友那兒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處有朋友，多數是跟他一樣的前軍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開出租車，少數幾個是吃軟飯的，有的成功地從俄國帶出來錢，開修車行或者舞廳。總體而言，在巴黎的俄國人都吃苦耐勞，在忍耐時運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階層英國人表現要強得多。當然也有例外。鮑里斯跟我說過他曾見過一個流亡的俄國公爵，此人經常光顧高檔餐館。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國軍官，這位公爵會打聽出來。他用完餐後，友好地把這個侍者叫到桌前。

“哎，”這位公爵會這樣說，“這麼說你是個老兵，跟我一樣？現在交了背運，不是嗎？好，好，俄國士兵無所畏懼。你是哪個軍團的？”

“某某軍團，先生。”那個侍者會回答道。

“很勇敢的軍團！我一九一二年檢閱過。對了，我不巧把錢包忘家裡了。我知道，一位俄國軍官能慷慨地借給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話就會奉上，然後這筆錢當然就一去不回。這位公爵如此這般騙了很多錢，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當。公爵畢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從俄羅斯流亡者那裡，鮑里斯聽說有條路子，篤定可以搞到錢。我們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鮑里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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