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長江南岸野貓溪一帶，只有一個郵遞員，四十來歲，臉上有發水痘後留下的痘疤，永遠是綠衣服、綠帆布包和一雙軍用球鞋。這人其貌不揚，可很能笑，笑聲能感染九三巷整條街。郵遞員來到我家所在的六號院子時，父親會和他說上幾句，內容只和當天天氣好壞有關。

整個院子訂了一份《重慶日報》，訂報人是我的父親。從郵遞員手中接過報紙，父親蹲在地上，看了起來。

母親走到父親面前，低下身。報紙刊頭上印著一段偉大領袖的語錄，天天一樣，母親從不看。那麼她在看什麼呢？原來她發現父親握報紙的右手還夾著一封信。她取過來，見上面寫著她的名字，便撕開信封，讀了起來。

在巫山插隊落戶的大姐的信很短，說她將回重慶一段日子。

母親眉頭一挑，告訴父親，大姐要回來。

父親說巫山不好，回來雖然照舊是個窮，可是窮也比那夾皮溝強，一家人好歹在一起。

母親顯得很煩躁，說家裡馬上要多添一張嘴，怎麼辦？

母親尚不知大姐這次回來還多帶了一張嘴——大姐已懷孕八個月，準備生小孩。大姐關於自己已結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裡一字未提。

母親在外做工，掙錢養活全家，只有週末才回家。一個星期我才能見母親一次。她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從沒有真正地快樂過，所有關於她的記憶，哪怕是瞬間形象，都不曾有過開懷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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