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對我自己的總結，因為這樣乾的人極少。

我這樣做，完全是環境造成的。研究學問是我畢生興趣之所在，我的幾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面。但是，在濟南高中讀書時期，我受到了胡也頻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響和鼓勵；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又受到了葉公超先生、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的獎勵，就寫起文章來。我寫過一兩首詩，現在全已逸失。我不願意寫小說，因為我厭惡虛構的東西。因此，我只寫散文，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人都是愛虛榮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寫的散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上述諸先生的垂青，後來又逐漸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鼓勵。我寫散文不間斷的原因，說穿了，就在這裡。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就像是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沓來，亦人生一樂也。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卻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物件，我哪裡敢魚目混珠呢？

至於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於１９４６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於國內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當時內心極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寫散文，我沒有那麼多真情實感要抒發。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裡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裡。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閒得無聊。心裡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只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只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裡有這個勇氣！我於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裡。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裡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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