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敘述中，甚至在“總結”的“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中，都談到了考證，但仍然覺得意猶未竟，現在再補充談一談“我的考證”。

考證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把它捧到天上去，無此必要；把它貶得一文不值，也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據大師，窮畢生之力，從事考據，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好多古書，原來我們讀不懂，或者自認為讀懂而實未懂，透過他們對音訓詞句的考據，我們能讀懂了。這難道說不是極大的貢獻嗎？即使不是考據專家，凡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有時候會引證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的真偽遲早都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考證工作。這些幾乎近於常識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說，考證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而且考證之學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是有的。科學研究工作貴在求真，而考據正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麼國內國外？

至於考證的工拙精粗，完全決定於你的學術修養和思想方法。少學欠術的人，屬於馬大哈一類的人，是搞不好考證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規，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證的。在這裡，我又要引用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假設，膽越大越好。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能轉動，膽可謂大矣。然而只憑大膽是不行的，必須還有小心的求證。求證，越小心越好。這裡需要的是極廣泛蒐集資料的能力，窮極毫末分析資料的能力，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然後得出的結論才能比較可靠。這裡面還有一個學術道德或學術良心的問題，下一節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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