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祥大叔的大書——《歲月隨想》，在祖國各地的書肆地攤上已經隨想了頗有些個歲月，這本來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蒸蒸日上的表現之一，說明不管什麼文化層次的勞動人民都可以寫書出書，我們的掃盲事業已經從《夫妻識字》那種粉筆加黑板的苦難歲月，進化到“告別鉛與火”的電子排版時代了。怪不得春節晚會上宋丹丹大嬸激動地表示，要學習倪萍的《日子》，寫它一本《月子》。這時導演給了趙忠祥和倪萍一個特寫，看他們笑得多甜蜜，讓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麼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給《歲月隨想》一書羅織了一大堆語法和印刷錯誤（詳見《北京青年報》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報刊其他版）。按照這些好事者的邏輯，凡國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數達到一定規模，足可給出版者和作者帶來可觀的經濟利潤的出版物，就必須表達清楚，沒有語病，否則就屬於假冒偽劣，坑害讀者，可以到“消協”去揭發控訴。這種邏輯應該說是很危險的，很容易被打成極左思潮，說你是破壞民主，反對自由，干擾市場經濟。特別是，咱趙忠祥大叔是“全國第一臉”，把這張臉打腫了，全國人民都得跟著一齊充胖子。說句掏心窩子的話，趙大叔的大書寫得還應該算是不丟人的，完全能夠代表中央電視臺的整體文化素質。我們不應該用學術著作的標準或者文學創作的標準去橫挑鼻子豎挑眼。退一步說，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的文字質量又如何？內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讀著讀著就要吃個沙子吞個小蟲的。許多大書都以勘誤表做陪嫁，結果勘誤表還需要“再勘誤”。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論文，書中所有的“情感”一詞全部印成了“性感”，什麼“文學的審美性感”、“軍民的魚水性感”以及“居委會大媽的純樸性感”一大堆，這能怪博士的語文水平差麼？我以為責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謂“責編”，在我看來有許多屬於“賊編”。他們很少有校對三遍以上的，最惡劣的一遍也不校，還經常把書稿的校對推給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適宜做校對者的起碼道理。校勘學上把校對比做仇人相對，校對者不但要具備雞蛋裡挑骨頭的狹隘心胸，甚至要懷著搞一把文字獄的陰暗心理，才能把好質量關。自己的文章自己校，當然怎麼看怎麼水靈，這也就難怪趙大叔拍案而起，宣佈《歲月隨想》潔白無瑕了。我也想幫趙大叔說一句：“就算俺的書裡有點小麻子大疤瘌，你們想咋的！出水才看兩腿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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