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前幾年，泛起了一股譏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學科建設的“熱炒”。這股“熱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學術憂慮之外，包含著為數不少的“陰暗心理”。一是以此來掩飾89年以後的兩三年間學術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圖以批判80年代的“喧囂和浮躁”來證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確、明智、偉大的。二是以此來為90年代中期以後的學術新局面鳴鑼開道，否定了抗爭與憂患，才好光明正大地遊戲、超脫、合作、共渡艱難。三是以起鬨來壯膽，在指責別人“思想大於學術”的嗚嗚聲中，讓人忽略了指責者自己其實是既無思想也無學術的。到了90年代末期，這股熱炒秋後自然涼了，因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囂與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儘管它不在乎這個，它可以說是“兒子打老子”。90年代就在這種“迎風撒尿刮一身”的尷尬境地中離我們而去，成為一塊“飄逝的髒頭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沒有紮實、嚴肅的學術建設，有。但它們已經充分地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建設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驕傲——每個時代都不乏這樣的邊緣人，他們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來被後人發掘出來，歌頌一陣，例如陳寅恪、顧準。可是這隻能證明個人的德與才而不能證明那個時代是紮實、嚴肅的。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十餘年來，方法論的意義被強調得深入人心。一旦採用某種比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論模式、主題詞彙，就可以產生成批的研究著述，這種披著西方學術市場雅外套的學術媚俗行為對於職業化的中國學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許多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甚至連《水滸傳》和《子夜》也沒通讀一遍，專讀海外文化理論和漢學著作。寫論文時，再去將有關作品“細讀”一遍。然而，沒有“粗讀”作為基礎的“細讀”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著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視鏡去看書，結果當然給他看出一大堆新東西，只是這些新東西與書之所以為書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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