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古代文人曹偉寫有一篇《葵亭記》，寫他謫居時比較窮困，在幾丈大的園中蓋了一座小亭，園中別無他物，“只有葵數十根，翠莖嫩葉，動搖薰風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問他為何不取松梅菊蘭之類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這種“軟脆之物”命名。曹偉首先說正因為葵不為人所重，所以才適合於自己的處境，“以棄人而配賤物也”。然後他又說葵雖棄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隨陽而傾，謂之忠可也。”二是“葵能衛足，謂之智可也。”而這忠與智，正是“人臣之節”也。

我讀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陽春”，然後就想到了“文革”時大為風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裡，葵與藿混在一起，還具有類的性質。只是表示忠心的一個比喻，還沒有賦予葵以單獨的價值。到了曹偉這裡，葵就獨立出來，成為亭的名字，表示著一種雖被拋棄而仍然忠心不已的節操。但這裡，仍透露出一種無奈，透露出這是因為做不成松梅菊蘭而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到了“文革”時期，向日葵的價值卻有超越松梅菊蘭之勢。那時最美麗的花就是向陽花，不但有大幅的宣傳畫，連床單桌布之類日常用品上也經常是滿地向日葵。我上小學的美術課，第一課畫紅太陽，第二課就畫向日葵。

不過，向日葵的實物，我是並不陌生的。東北地區的人愛吃瓜子，所以這種植物種得很多，連城市裡也在樓前屋邊到處種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經常去“恭行天偷”。潛入園中，折下大花盤就跑，那時腦子裡才不管他什麼向陽不向陽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點也不美，耷拉著腦袋，一折就斷，的確是“軟脆之物”。我們也知道它從早晨起就隨著太陽轉脖子，但是這種“仰臉相隨”的形象並無什麼美感，只覺得不過是任人踐踏、任人攀折的賤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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