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出了鋒頭，權力大增，但他並不躊躇滿志，因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於不做第二人想，一時的成功，更激發他更上層樓的野心與雄心。環顧當時的權力結構，國民黨的右派，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內，正處劣勢，而其中人物頗與蔣有私誼，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而國民黨的左派，特別是汪精衛，正紅得發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蔣可及的黨政資歷，若要更上層樓，非向汪奪權不可。至於中共，既有組織與人才，又有俄共撐腰，斷非蔣能控制。即使在軍事上，他只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以及控制俄援物資的季山嘉，絕無法獨斷獨行。他不滿這種“現狀”的心態早已顯露，俄國人事後回憶，對蔣介石當時“追求獨裁，反覆無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別深刻。(參閱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為了突破“受制於人的現狀”，蔣雖表面上與汪打得火熱，親愛無比，在言論上十分“左”傾，事實上早已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作為假想敵，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機發動。令人驚奇的僅是，發動得那麼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發生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變”，或稱“廣州事變”。事變的結果是汪精衛黯然離國，共產黨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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