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我合寫《蔣介石評傳》，既屬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傳記作品是《胡適評傳》，原計劃十冊，只出了一冊，不是寫不下去，而是不願意再把精力花在一個人身上。我自己寫完《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一書稿後，也不想再寫人物傳記。兩個人都不想，卻又聯手，同做馮婦，豈非偶然？

不過，偶然的背後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天下皆知李敖是蔣家在臺灣極盛時期的“異己分子”，因而備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獄之災，自然恨蔣入骨。不過，李之恨蔣有異於蔣之恨共。蔣氏父子痛恨共產黨，不僅自己忌諱不談，而且查禁“匪書”，也不準別人看、別人想、別人談，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態度。而李敖痛恨蔣介石則在牢底讀穿《蔣總統言論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標籤猶在。出獄之後，更廣事蒐羅有關文獻，不放過片言隻語，將中國內地出版的各類文史資料中有關蔣介石的篇章，網羅殆盡。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態度。

李敖以一人敵一黨，全臺灣沒有第二個，其勇氣已經可嘉，當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蔣政權。然而自然規律請走了蔣氏父子，終結了一個朝代。李敖在剃刀邊緣批蔣的時代也一去不返，勝利感之餘，不無毋須批蔣的遺憾。但是遺憾之餘，卻又發現無心栽柳柳成陰。那無心之柳乃是為了批蔣而累積下來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為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權威”，對蔣瞭解之深，已臻顯微鏡觀察的程度，使蔣介石在李敖的研究裡，骨肉袒裎，毛髮畢舉。這種“成果”如果與“朝代”一起隨風而逝，未免是學術上的損失。是我主動向李敖提出，何不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寫一部評傳，亦可謂功不唐捐。李敖甚以為然，但是他於血戰玄黃之後，頗有厭倦之感，更不願獨力任此“艱鉅”，要我做他的“戰友”，我既提議在先，豈能臨陣逃卻，多年醞釀後，我們終於一九九四年的三月裡動筆，洋洋灑灑到同年九月已寫下四十餘萬字左右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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