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上海《城市導報》記者黃準新問

問：您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被有的傳媒稱之為“秦學”，又作為“作家加盟‘紅學’”的一個範例。您本人是怎麼看待的？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是不是一種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從秦可卿這個人物入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屬於探佚的範疇。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也就是在乾隆四年發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謀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所說的“三春”不是指三個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那是曹家熬過雍正朝的寒冬後中興復蘇的三年好日子，《紅樓夢》從十八回後半至五十三回就濃墨重彩地寫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寫的“乾三”；但沒想到這三年過去即捲入了“弘皙逆案”，導致了“家亡人散各奔騰”的毀滅。所佚的八十回後的《紅樓夢》，所寫的應該就是“乾四”後“樹倒猢猻散”的局面，而絕不會是高鶚所續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集中體現出了“秦學”研究的成果。至於“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一類的問題，不在我思考的範疇中。我研究《紅樓夢》並不是想把自己“化”為“學者”，我以為“紅學”是一個公眾共享的話語空間，不是什麼機構或哪個“專家”“權威”可以壟斷的。沒有“作家”“學者”頭銜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紅學”領域都有天賦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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