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所要討論的，其實並不重在這一類問題。前回登那兩篇文章〔２〕的緣故，倒在無處可登，所以偏要給他登出。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關的陳先生的信〔３〕，作一個結束。這回的兩篇，是作者見了《現代評論》的答覆〔４〕，而未見《莽原》的簡訊的時候所做的，從上海寄到北京，卻又在陳先生的信已經發表之後了，但其實還是未結束前的話。因此，我要請章週二先生〔５〕原諒：我便於詞句間換了幾字，並且將《附白》除去了。大概二位看到簡訊之後，便不至於以我為太專斷的罷。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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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北京《莽原》週刊第七期，是對於該刊登載章錫琛《與陳百年教授談夢》、周建人《再答陳百年先生論一夫多妻》兩文的說明。

一九二五年一月，章錫琛、周建人在《婦女雜誌》第十一卷第一號發表關於性道德問題的文章，陳百年即在《現代評論》上加以非難。而章、周投寄《現代評論》的答辯卻受到該刊的壓制。因此魯迅在《莽原》第四、六、七期上，為討論這一問題提供了篇幅。〔２〕指《莽原》週刊第四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刊載的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二文。按《現代評論》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刊登陳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對章、周提出非難以後，周建人和章錫琛分別寫了《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與多妻》兩篇答辯文章寄《現代評論》，但該刊直到第二十期還不予發表。於是他們又分別寫此二文投寄《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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