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要說的幾句話陶元慶（2）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我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

中國現今的一部份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裡。於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面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歎，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裡。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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